根据2023年初国家统计局数据，
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%，
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
【资料图】
与之对应的，
是养老行业高达2000多万的专业护理员的缺口。
一条参访了三位关注到这一缺口，
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的年轻人：
96年的东北女孩刘思奇，
在日本的托老所、养老院工作6年，
计划在30岁回国，
将自己所学的养老经验带给更多人。
建筑师王晨，
提倡以最小改造、最低成本
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改造房屋，
每年为几十户做适老化改造。
陪诊员周娜，
在母亲去世后毅然辞职，
陪伴老年人应对复杂的就诊流程，
比家属还要用心。
▲思奇的工作日常
我叫刘思奇，今年是我在日本介护院工作的第6年。
“介护养老端屎端尿门槛低，日本人都不愿意做”——这句话自从我选择了日本介护，就一直在听到。
这6年，我在四国爱媛县松山市的一个短托机构担任护理，最忙的时候，要同时照顾10位老人。
▲短托设施内老人的一天
介护的日常工作，包括早起叫老人起床、铺床、分饭、带他们做游戏，服务对象不分男女，哪怕是洗澡、换尿布。
▲2014-2018年间，日本的介护福祉士留学生不断增加 图源：日本介护福祉士养成设施协会
我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，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。网友们的评论，很多都是很好、很可爱的祝福和鼓励，也有其他在日本的福祉士的分享。
但是也有喷子，他们会骂我：中国的老人这么多，你跑到日本去给日本老头老太太端屎端尿。
我理解大家的情绪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日本养老在世界领先，虽然以后没法直接照搬到中国，但是身在其中，总能品出二三留为己用的。
▲思奇参加介护福祉士考试现场
我在长春下面的榆树市出生长大，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按照自己的想法，选了一个看起来是“做好人好事”的工作：社会工作专业的福祉方向。
入学以后，才发现学校紧跟国际形势，把教学重点从社会工作转成了学习日本养老。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养老行业，成了“养老人”。
2018年毕业，凑巧碰到了日本开放介护人才的研修机会，我是最早的一批。
未来中国养老市场，我是非常看好的，这也是我想来日本的原因，学好了这边的经验，以后回国服务。
▲日间照料设施，图源：Earth Support
日本称养老为介护，它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养老，更像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的、针对老人的“治未病”，防患于未然，而不是简单的有病治病，或者找个地方让老人们待着、养着。
相比于偏静态的照顾型，介护是以“自立支援”为核心，是“授人以渔”的养老支持，支持老年人独立自主的长期照护，这也很符合日本人不愿麻烦别人的性格。
因而在我工作的养老机构中，对于这些能自理半自理的老人，是尽量采用综合的手段，从改善水分、饮食、排便、运动四个大的角度，延缓衰老的机能，预防加重。
▲短托康乐设施，来源：Earth Support
这些老人一般为短托，最多可以申请在此连续住3个月，但是基本上住个一两天或者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回家，多是为了帮家人减轻介护负担，或者家里临时有紧急情况，一时照护不过来。
费用约合人民币500元/月，主要提供入浴、排泄、吃饭等生活服务和机能训练，以维持和改善身体和精神功能为目的。
类似我工作所在的短托或者长托养老机构，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养老方式，大家对“老了要去养老院”是有着充分共识的。
2000年，日本政府开始着力建立完善的政府照护服务，将年轻人从照护老人的压力和离职状态中释放出来，由政府接管。
落实到操作层面，流程大致是这样的：
1）日本老人年满65岁，申请老年介护保险时，需提前进行“介护认定”。
2）接下来由专门的介护支援工作人员与其沟通，制作一张介护计划书，选择利用什么样的设施以及利用次数。
3）在介护服务过程中，还要不断接受介护等级评估，制定新的介护计划。
4）无论老人和子女选择居家养老或是离家照护，不论自理能力如何，都可以得到介护体系的支持。其中主要包括上门服务和日间照料。
种类繁多的服务之外，老人们还可以申请住宅适老化改造，改造内容包括安装扶手、取消台阶、改装防滑地板、改装推拉门、设计便器的安置与更换等。
▲思奇在工作中
有些老人其实很可怜，一点帮助他们就很知足。像是每天下午分零食，我那些日本同事就是把零食放在老人们枕边就走。
有位奶奶没力气吃饭，我不忍心，就帮忙喂好，再去做下一个工作。奶奶就眯瞪着眼睛一个劲地夸我，你长得真好看啊，你爸妈一定也很好看，才能生出来你这么好看的孩子。
女性介护们，也要帮助男性老人洗澡，有些爷爷会因为自己无能而很羞愧，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般会轻柔安慰他说没关系，舒缓老人的情绪。
机构里走廊不到100米长，但我每天的微信步数都上万。陪伴老人，会让人觉得舒心，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简单得像个孩子，但是也有不省心的，常常感到沮丧。
曾经有一位男性老人，每次我给他换尿布，他都会暴怒继而言语攻击我，大声斥问我“是不是吃大蒜，口这么臭。”还到处声张，让我难堪。
一开始以为是误会，久了发现他逢换尿布必发作，与其说他对我不满，不如说他对自己不满，还有失去自理能力的尴尬和痛苦。
养老院里，更是不缺死亡。一开始每每有人离世，我都要哭好久，现在慢慢好一些了，不会难过那么久了。
我工作的这所短托，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养老院，想家——是几乎所有老人的心病。
有个奶奶说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你陪我回去吧？但我们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做的。
还有一个奶奶，知道我是外国人，就老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啊？你妈妈应该很想你吧？
其实她是想自己的儿子、孙子和重孙子，他们以前有来看过奶奶几次，小小的孩子在机构里面欢声笑语，为我们的工作也增添了一丝色彩。
这么多年，只有一个老太太例外，自从来了设施以后，基本不回房间。每天跟着我，我在食堂写记录，她就看着我写记录。我叠衣服收拾围裙，她就在旁边和我聊天。
她说，她喜欢在养老院，这里很热闹，回了家只有她自己，孩子都在外地，她一个人太孤独了。
▲回东北时拍下家附近的街景
我虽然立志以养老为事业，但是并不打算长居一线。一直背负老和死从而也变得暮气沉沉，或看惯生死变得麻木，都不是很好。
未来，我希望可以在日本留学念研究生，目前我的目标专业是社会福祉专业，这个专业不仅仅只是照护老人，还有自闭儿童、问题青少年、边缘人群、残障人士。
我希望30岁能回国，开设福祉培训学校，或者去学校当老师，将日本养老的经验带给更多的人。
自从知道我做养老以后，亲戚们都会嚷嚷着说，以后开一个养老机构大家一起养老，不过我自己还是觉得居家养老最好，有自己熟悉的家，熟悉的生活。
▲设计师王晨在上海里弄
我叫王晨，是一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，在上海长大。我曾在日本学习建筑设计8年，主攻福祉（社会福利）设计，回国后的这十年，专门只做养老方向。
过去我每年都会在上海做几十户人家的适老化改造，最近两年因为疫情，做得比较少了。
面向个人家庭的养老设计中，我接到的主要是民政和残联每年给到的试点项目，资金非常有限。做居家适老化改造，基本上都是去解决困难，通过最小限度的改造，在最低的成本当中去解决问题。
▲94岁蒋阿婆住在老房子一楼
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4岁的蒋阿婆的家。她独自生活在弄堂老房子里，儿子住在附近的小区，因为屋子也小，不方便接阿婆过去，只能每天多次过来探看。
儿子曾经想说服阿婆，不如住到养老院里去，阿婆听了，眼泪就流下来。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住在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。
▲改造前（左），有高差非常危险；改造后（右）
在进行改造之前，老屋最大的问题也是高差多、杂乱。阿婆喜欢坐在天井里，但是从卧室到天井还存在台阶，所以我把天井的地平和室内调整成无高差的，阿婆可以很安全地走出来。
阿婆佝偻得特别厉害，大门的左侧安装了一个适合她身高的扶手，以免进门时重心不稳。
▲给阿婆做了独立卫生间
原本马桶是在床边，裸露在外面的，特别没有私密性和尊严感，所以改造时，把马桶移到房间最里面，做了一个独立卫生间，马桶和淋浴房周边全部都配上了扶手。
室内地板选用了SPC地板，价格经济，比一般的瓷砖要软，降低了摔倒后的危险性，而且耐水性比较好，老房子一楼容易潮湿。
此外，在阿婆和儿子的印象中，房子的改动并不大，还是自己熟悉的环境。
▲尽量保留原有的居住环境
在居家适老化改造中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的居住环境，阿婆家原本的彩色毛玻璃窗，可能真的有100年历史了，依然保留下来，是阿婆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老建筑的一个特色。房间的格局还是尊重她自己的陈设，家具也尽量不去换。改造的费用因此也不算高，总共花费了5万余元。
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，也是适老化改造的目标。
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户人家，姐姐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年纪大了以后，肱骨头坏死，做什么都需要妹妹照顾。年近60岁的妹妹的生活态度积极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有能量，为了照顾姐姐，她每天专门去健身房，否则身体和心理状态都支撑不住。
▲改造后生活现状，进门坡道（左），妹妹演示浴室中的扶手使用（右）
每次去卫生间，都是妹妹从身后抱着姐姐，两人四足地挪过去，我通过改变门的位置，改变了起居室去卫生间的动线，缩短了距离，减轻妹妹的负担。并且把家门口的台阶改成坡道，出门的时候方便轮椅出行。原本屋里杂乱物件很多，设计了靠墙的一面收纳柜，把东西归置。
这是三年前的改造了，我今年再去这家拜访，看到妹妹细心地在地上铺了防滑垫，出门的坡道摆放了几盆兰草，家里并不会感觉到由老去和疾病带来的那种衰颓混乱，反而是一种干净、有尊严的生活。
2021年，上海老龄人口已经占比26.7%，进入了超老龄社会。对比日本，中国的老龄化的曲线更快速，而且“未富先老”，进入老龄社会时，人均GDP远没有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，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。
我小时候在徐汇区弄堂里长大，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后来我成为了职业排球运动员，拿到全国冠军之后，联系上一家日本的球队，球队的组织方是一家日本医院。我帮球队打比赛，球队资助我在日本学习建筑设计专业。
学习的8年间，我一日三餐基本在医院食堂里吃的，和住在这里的老人们关系很密切，会观察到很多老人的动作状态。一些老人过世，大家也会不开心很久，彼此真的是有感情。因为这些经历，我自然走上福祉设计的方向，在日本考取福祉住环境顾问的资质。
▲日本电影《比海更深》中独自生活的老人
日本为了推广居家养老模式，将住宅改造纳入介护保险制度中，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，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住宅改造的类型、改造内容、支付额度等进行了规定。
这些经验对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这套制度简单来说，首先由评估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，认定老人需要介护的等级；接下去福祉住环境顾问会上门做设计方案，施工方施工之后，老人再拿着发票找国家报销90%。
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花了10年时间建立起来，90年代，派了一批人去德国和奥利地学习6年，回来整理研究了3年，然后试运行了一年才正式发布。
我觉得在中国做居家适老化改造有几个障碍：
第一是缺乏专业的系统和人才；
第二是大众对于适老化改造的认知，老人既担心钱又怕麻烦，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又要给卫生间做改造，这几天怎么办？其实可以考虑联系社区的小型养老机构，去住一小段时间。
我国每年有超过2000万老年人在家中跌倒，老人摔倒后很容易造成骨折。另外有一个数据，在我们国家老人一旦卧床不起，平均生存年限是两年半。居家适老化改造能够大大降低在家中摔倒的概率。
▲周娜（左）和同事正在陪诊
我叫周娜，是一位老年人陪诊员。
这几年，我明显感受到陪诊员人手吃紧。2022年下半年开始，客单量以每个月10%的速度增加，2023年春节前的那个月，竟然比上月暴增了45%
陪诊的门槛并不高，没有完全对口的专业，从业者的背景各异。如果要讲共性的话，我们中的一部分，曾经历过家人看病难的困境，在一遍遍去医院照顾病人的过程里，被迫对人世间充满最多生离死别的地方熟悉起来。
之所以做这一行，和我妈妈的去世有关。我之前在央企做管理，妈妈突然确诊了脑癌。医生常常半夜三更打来电话，让我去见最后一面。有时候在ICU，有时候在走廊外。慢慢地，妈妈手上有了泥，再后来，手上没了温度。那种痛苦是不言而喻的。
妈妈离开后，我看到很多人面对生病的老人，那种茫然失措的样子，于是我决定辞职，做养老服务。为长期卧床的老人助浴，去得勤了，我发现，老人看病，是很具体的一个事情。
我曾去过一个90岁的老人家里，开门的是她70多岁的女儿，为了照顾卧床的妈妈，她两条腿的韧带都拉断了。相当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照顾一个完全不能行动的老人，带妈妈出门看个病，是天大的难题。
即便是腿脚灵便的，仍难以一个人承受看病的流程。我们作为陪诊员，需要先找医生开处方，再去医保窗口，再去交费窗口，交费分医保、自费、精神类、西药、中药，然后把所有票收集起来，打成彩印，去不同地方的窗口盖章，再到不同地方的药房拿药，核对每个药对应的用法，盒子上没写的又跑去问医生，再确认社保的报销是否成功，最后给病人寄出快递。
我们年纪轻，走得快，熟悉路线，都需要跑3个小时，换作老年人的话，一天都在里面不停地走。
▲疫情期间的就诊须知，对老人来说，理解起来不容易
陪诊服务，最基础的，是用陪诊员的时间换病人的时间。更专业的部分，是利用信息差，减少试错成本。
陪诊不光是跑腿，有很多看不到的工作。很多人得了病是一头雾水的，该挂哪个科室？专家周几坐诊？同一家医院有不同院区的话去哪个？医院附近哪里可以停车和住宿？我们接触得多了，会给一些建议。
而最深，也最难触及的部分，是抚慰。
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党龄70年的老兵，脾气倔得很，父子关系冷若冰霜。儿子陪着来，但两个人说不了一句话就要吵架。老兵把电动轮椅开得飞快，儿子坐在很远的地方，我就在后头追，问他要不要喝水，想不想去厕所。
等待的间歇，老兵跟我讲自己过去的故事。他说：“他们都不要听我说话，家里没有哪个人能像你这样轻言细语。”看完病以后还给我发自己的奖章、全家的合影。这个老人家就是缺乏陪伴的，这种缺失，不光是在医院里面。
我觉得中国的病人，尤其老人，嘴巴都很硬，心里又装满恐惧。到医院的那一刻起，针头、消毒水气味、叫号广播、突然消失的邻床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撕扯病人的精神防线。
所以，一个好的陪诊员要注意一切的细节。病人打屁股针、脱衣服做检查的时候，确保帘子被完整拉上了，然后退到外面等。
沟通话术也要小心斟酌，“你是不是得了某某癌？”“你哪里还很痛吗？”这些话不能说。有的病人喜欢打麻将，就跟他说，你胡牌前说什么吉祥话，上了手术台就在心里默念。
有时，陪着和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陪诊，我会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在心里偷偷喊：“妈妈啊，我太想我的妈妈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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